近日,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主办的“文化转向与外国文学研究”全国学术研讨会在北戴河举行。来自全国各高校及科研院所的50多位代表出席研讨会,围绕着“文化转向”中的“外国文学史写作:视野与史料”、“后冷战时期文学观念的变迁”以及“中外文学关系及翻译研究”等论题展开讨论。

文化转向与外国文学研究。文化转向与外国文学研究。文化转向与外国文学研究。文化转向与外国文学研究。文化转向与外国文学研究。文化转向是当代社会思潮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不仅指代一个抽象的概念,也关系到日常生活中人们如何运用这一概念表达个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特别谈到了“自我意识”的问题。陆建德认为,文化转向的基本要求就是丰富人们观察世界的方法和扩展人们的自我意识。他说,很多作家在写作文学作品时并不能够充分地打开自己的视野,太关心自我,读者就无法在作品中看到作者对于外部世界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黄梅则着重谈到了问题意识,认为问题是所有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问题来源于真实的主观与客观的相遇,主客观则来自于生活。她特别谈到了“流言”问题,通过分析《流言的政治功能》一书,梳理了对流言的论说、研究与评论。如今是互联网流言大浪滔滔的时代,如何看待流言对社会的影响?黄梅说,群体性、压制性、意识形态性的流言都是坏的,这是所有关于流言的论述的主要观点,但在当今时代,我们是否应该对此打个问号?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复制结论,而是应该从问题出发提出自己的解答。

澳门贵宾厅,如何在文学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中建立平衡?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郭宏安在介绍法国批评家托多洛夫2007年出版的文集《文学在危难中》时谈到,文学批评应该直接表态,探求真理。为了更好地理解作品,必须将作品置于更大的语境。郭宏安认为,《文学在危难中》是对法国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的抨击,或者说是“悔恨中的反思”,托多洛夫在书中直截了当地提问:“文学能做什么”。托多洛夫认为,形式主义是法国文学批评和理论中的最大危害,与这种形式主义相适应的是20世纪初法国文坛的虚无主义:文学不再反映生活中的真实性,而是致力于描写其中的琐碎。形式主义、虚无主义、唯我主义成为了束缚法国文学的紧身衣。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副所长吴晓则通过梳理传统苏联文论的发展,提出文化研究应注重历史脉络。

关于后冷战时期文化理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王炎认为,中国的外国文化理论研究受到国外的冲击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来逐渐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回归文学经典文本;一派则更加强调理论。这两派在近年逐渐走向了对立和争论。王炎还谈到文化理论研究中的一种现象,即把西方文明肢解为各个国别研究,注重民族国家。

翻译是文化传播中的重要部分,翻译研究也成为此次研讨会的热点话题。《外国文学评论》副主编程巍谈到,现代汉语形成的过程恰恰是通过文学翻译,因此可以认为,翻译对于自己母语的改进具有重要作用。复旦大学学者李征、戴从容等从自己的翻译工作入手,和与会者分享了从事文学翻译的体会。戴从容正在进行《芬尼根的守夜》的翻译,她重点谈到了在翻译过程中如何找到中外文的共同性,以便尽可能地按自己的理解呈现乔伊斯这部特殊且经典的作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高兴则强调,文学翻译是一项有“前提”的创作性工作,现在在我国诗歌界,“创造性”一词反而成为很多误译、滥译的借口,这是需要引起文学界警戒的。

与会者还从英语文学、俄语文学、法语文学、德语文学、日语文学等个案研究出发,广泛探讨了关心的问题。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林精华从大众文化和主流话语关系的角度解读苏联和当代俄罗斯的畅销小说。湖南师范大学教授赵炎秋具体分析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的作品《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并提出,帕慕克用土耳其语将追求故乡忧伤的灵魂称为“呼愁”,而“呼愁”正是伊斯坦布尔的文化特点。从现实层面看,西方旅人的建构与伊斯坦布尔全盘西化的现实是“呼愁”形成的主要原因。